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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创作的私人经验历史记忆如何在公共空间(1)

作家创作的私人经验、历史记忆如何在公共空间打开并讨论,并不是一个很新的问题,它涉及的话题、原理以及叙述策略事实上和民族性与人类性、地方经验与全球经验、特殊性和普遍性、局部知识与整体表述、少数经验与多数共识等关系具有同构性。以新疆“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为例,我认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四方面的叙事路径或者说进入公共空间的面向值得关注。   首先,私人经验的公共归属。“80后”、“90后”作家所面临的公共空间是一个与“60后”、“50后”作家截然不同的公共空间,以文学为中介的公共空间领域正在发生复杂的转型与蜕变。换言之,今天是一个几乎没有私人经验空间的创作领域,或者说今天是一个私人经验更多被公共空间干预和妨碍的文学年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文学介入公共空间的余地越来越小。面临这样的文化语境,边疆多民族聚居之地成长起来的、偏离文学主潮与公共知识界的“70后”、“80后”、“90后”的文学创作主客观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与内地相比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要想通过文学创作将个人经验实现公共空间的分享与认同是格外艰难的。   其中,有两位作者的创作值得关注。一个是青年作家董夏青青。她基于移居新疆体验而创作的小说《胆小鬼日记》以散文体的笔法,记述了作者初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所见所感,通过与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的不期而遇,进入到与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日常交往,穿插叙述了父母对自己的惦记与关爱。一个年轻女孩子主动选择置身偏远之地,选择参与式地观察新疆这个近两年屡屡被社会动荡事件所包围的生活现场,并不讳言地将这种体验,以文学介入社会的方式呈现于公众视野之中。这是她的《胆小鬼日记》能够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作者是帕蒂古丽。在她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中,她将自身成长于混血家庭的现实经验借助文学表述的方式,以五代更迭的叙事建构,完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一体、族际交流血脉相连的家族志撰写,并隐喻式地点明过于封闭的文化观念与病理式人格的关联,从而实现了私人经验的公共分享。   第二,历史记忆的他者视角。新疆“70后”、“80后”的作家创作,他们进入公共空间的话语资源,一直是依赖于对少数民族风土民情、历史记忆的文学讲述的。当作家们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原料进行艺术加工时,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艺术品成形的过程,也是一种想象的身份被建构的过程。异族风俗的跨文化表达,几乎是新疆新生代汉语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命题:有的人选择与之平行,有的人选择与之疏离,还有的人选择与之同一。就后者而言,“70后”作家、诗人南子近年的小说值得一提。2011年南子的长篇小说《惊玉记》出版发行,在这部小说每一页由巴扎(集市)、白水河、维吾尔人农家小院结构而成的地域藩篱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关于风俗记忆的诸种秘语。   第三,行旅主题的家园表述。记游体几乎可以看作新疆新生代汉语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新疆新生代散文写作中的重要构成。此类书写在新疆“70后”、“80后”文学创作中受人瞩目,如卢一萍的书写便不可不提,他的《世界屋脊之书》对当下蔚然成风的西部文化散文创作意识有所突破,别有创新。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的汉语作家大部分是从别的城市迁徙来的,他们离开故乡,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安放心灵的方式,即一种流寓的生活,他们有两个故乡两个家。流浪历来都是关于体验孤独和自我放逐的,在西部散文中尤以借礼赞西部人文地理的同时反衬故园思恋的场景而出现。许多作家的文中总要兼顾原来的故乡和西部这个故乡,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是这样思考,旅行的地点总要变成一种厌倦了城市文明的自我流放的替代。新疆“70后”、“80后”作家不遗余力地展现一种寻根意识。或是对宗教的追寻,或是对内心的回归,都是寻根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心灵还乡的叙述策略。   第四,差异化生活方式的文学呈现。记游与想象在李娟的新疆书写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一个汉族姑娘记录自己跟随哈萨克牧民转场生活的日常点滴,这种书写通过内地读者的想象获得了审美的放大和市场的圆满。李娟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得到认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背后支撑的强大事物(一个不可让渡的新疆土著身份),以及她将栖身于其中的生活重新陌生化,并重新审美化的诸种努力,简言之,她能主动拉开与她所栖身生活间的审美距离。李娟的散文,使人们被城市化掏空后的贫瘠想象有了现实的着陆点。在李娟的笔下,新疆的阿勒泰“轮回”般地与卢梭的瓦尔登湖重叠,浪漫主义以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身份,与现实主义混同。   就创作主体而言,边疆新生代汉语文学,尤其是“80后”、“90后”的文学创作要完成个人经验、历史记忆与公共空间的有效整合,又要兼顾文学创作版图差异化竞争的表达诉求,首先要解决的是跨越年纪、阅历以及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怎么跨越一直是很难妥善解决的一个写作命题,如何在代际、区际以及族际的间性关系中找寻到文学表达合适的公共归属,是摆在他们面前非常迫切的创作压力。其次,就创作进入公共空间的补充机构而言,边疆“80后”、“90后”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平台、话语空间,以及在主流刊物上相应的栏目设置,使其创作与文本能够成为公共知识的有限建构内容,据我所知,《西部》在近两年的刊物栏目设置上专门开设有“90后”小说专辑,《人民文学》也对“80后”的作家创作有所奖掖和帮助,但是关于他们的创作研讨会、读书会仍然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就作品的媒介转化形式而言,当我们从作家创作的公共归属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希冀看到更多“70后”、“80后”文学作品,尤其是边疆之地“70后”、“80后”文学创作(请注意,是边疆之地的文学创作,而非中心城市有关边疆题材的创作)的影视改编。我想,今时今日,就作家个人创作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角度而言,这种媒介形式的转化,显然尤为重要。   (实习编辑:白俊贤)北京京都医院张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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